恋爱和阅读之间或许真有某种重要的关联,两者提供的乐趣差堪比拟,我们感到的某种关联感或许就是基于这个根源。有些书跟我们交流的方式与我们的爱人同等热烈,而且更加诚实可靠。
马塞尔·普鲁斯特曾说,“事实上,每个读者只能读到已然存在于他内心的东西。书籍只不过是一种光学仪器,作者将其提供给读者,以便于他发现如果没有这本书的帮助他就发现不了的东西。”不过,书的价值还不止于描绘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习见的那些情感和人物,好书对我们各种感情的描绘远胜过我们自己的体会,它处理的感知和认识虽确属我们所有,却又是我们根本无力予以明确表达的:它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。
I
公元前399年的春天,3名雅典公民对哲学家苏格拉底提起诉讼,告他不敬城邦之神、传播异端宗教、腐蚀雅典青年——罪名重大,非判死刑不可。苏格拉底的申辩以其非凡的镇静自若流传后世。法庭给他机会当众放弃他的哲学,但是他选择了所信仰的真理而不肯随俗。这一事件的意义之重大,也许以此为题的绘画频繁出现足以为证。对苏格拉底之死的兴趣到18世纪臻于极至。
雅克-路易·大卫作于1786年秋的绘画在沙龙里展出时,立即被公认为以苏格拉底之死为题材的画中的极品。画上柏拉图坐在床脚,手里拿着一支笔,身旁放着一卷纸,他是这场城邦冤案的沉默的见证人。他在苏格拉底死时29岁,但是大卫把他画成了一位老人,须发皆灰,神色凝重。这幅画向我展示了一种力量,可以抗衡在行动和思想上曲意迎俗的习性。在苏格拉底的生死之间包含着一种召唤,唤起人聪慧的怀疑精神。
II
每个社会都有一套观念,应该相信什么,如何待人接物,否则就会遭到怀疑,不容于众。这些社会规范有的是用法律条文明文规定的;更多的则是在一个庞大的伦理和实践的判断体系中本能地遵循的,这个体系叫做“常识”。常识之所以被悬置起来而不容置疑,是因为人们把它的判断都视为天经地义,不必加以审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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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希腊人信奉多神:爱神、猎神、战神,以及司收成、司火与海之神。他们在进行某种探险之前都要向诸神祈祷,或在神殿里祈祷,或在家中供奉一个小的神龛,还要杀牲口祭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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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腊人以多蓄奴隶为荣。在公元前5世纪,仅在雅典就有8至10万奴隶,平均每个自由人有3名奴隶。古希腊人也曾是尚武的,崇拜战场上的勇敢。要做一个公认为合格的男人必须会砍掉敌人的脑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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妇女完全在父权和夫权的压制之下。政治和公共生活都没有她们的份,她们既不能继承财产也不能拥有钱财。通常在13岁出嫁,丈夫由父亲指定,感情上是否合得来不在考虑之中。
阻止我们对现状怀疑的不仅是他人的敌意。我们自己内心的想法可能同样强有力地扼杀我们怀疑的意志,那就是认为既然社会传统规范已经为大多数人遵循了这么长时间,那一定是有道理的,尽管我们不知道那道理到底是什么。